后记

这本书中的bu分篇目曾在《收获》杂志上以全年专栏形式连载过，后来又陆续被海外报刊转载，所以读到和听到的评论也就很多。在所有的评论中，我觉得特别严肃而见水平的是鄂西大学学报所设“《文化苦旅》笔谈”专栏中该校中文系五位教师发表的文章。（这个颇ju规格的学报在英译中把《文化苦旅》简称为CPAT，原来他们对它的全译是CulturalPerplexityinAgonizedTravel，似乎略嫌重涩，什么时候很想请英语专家再斟酌一下。）我很惊讶鄂西大学对中国历史文化和当代散文艺术的思考水平，后来曾到武汉打听，得知这所大学躲在该省的边远地区恩施，从武汉chu发也要坐很长时间的火车，有一位女作家曾到那里去过，竟象探险家一样述说着那里的风土人情。我问能不能坐飞机去，被告知：“坐飞机也得好多小时，是小飞机，而且常常降不下去又回来了，因为那里雾多山多。”我不知dao这zhong说法是否准确，却shengan中国大地上藏龙卧虎的chu1所实在不少。

也许是沾了ba金先生主编的《收获》杂志的光吧，《文化苦旅》一开始兆tou不坏，北京、上海、天津、广州等地的七家著名chu版社和海外chu版公司都寄来过chu版约请，但不知怎么一来，我竟然被一位专程远dao而来的组稿编辑特别谦恭忠厚的口气所gan动，把文稿jiao给了他所在的外省的一家小chu版社。结果是，半年后来信说bu分稿件在“审阅”过程中被丢失要我补写，补写稿寄去整整一年多之后他们又发现我的文章并不都是轻松的游记，很难成为在每个旅游点兜售的小册子，因此决定大幅度删改后付印，并把这个消息兴高采烈地写信告诉我。当时我远在国外讲学，幸亏《收获》副主编李小林女士风闻后急忙去电话qiang令他们停止付印，把原稿全bu寄回。寄回来的原稿已被改划得不成样子，难以卒读，我几次想把它投入火炉，又幸亏知识chu版社的王国伟先生、上海文艺chu版社的陈先法先生、上海教育chu版社的鲁萍小姐都有心救活它，最后由王国伟先生雇人重新清理抄写使之恢复原样，纔使这本书死里逃生。

这件事其实怪不得那家chu版社，他们是an照自己的工作规范和chu1世准则在办事，谁叫我事先不打听清楚呢。但我就此联想到，一本书的chu版就象一个人的成长一样；都得经历七灾八难，越是斯文遇到的麻烦可能越多。只要一步不慎便会全盘毁弃，能像模象样存活下来其实都是侥幸。况且文人本shen的mao病也多，大多既有点孤傲又有点脆弱，不愿意为了一zhongjing1神成果而上下其手、四chu1钻营、曲意逢迎，往往一气之下便愤然投笔，毁琴焚稿。在我们漫长的文化延续史上，真不知有多少远比已chu版的著作更有chu版资格的jing1神成果就这样烟消云散了，其间自然还包括很多高人隐士因不想让通行言词损碍玄想shen思而故意的不着笔墨。从一定意义上说，人类jing1神成果的大量耗散和自灭带有一定的必然xing，而由于一时的需求、风尚、机遇、利益而使历史上某些人的某些书得以chu版面世，则带有很大的偶然xing。因此，连篇累续的书籍文明的隐显有无本shen就是一个让人十分困惑的现象。我记得有一位当代青年mei术家曾将几十万个木刻印刷汉字层层迭迭地披挂在屋ding和四bi，而细看之下却没有一个字能被我们认识。这个奇特的作品传达chu一zhong难以言表的文化怪诞gan，曾使我shenshen震动。当然话又说回来，历代总有不少热心的文化人企图建立起一zhong比较健全的社会文化运行机制以求在偶然xing和怪诞gan中渗入较多明智的选择，尽guan至今这还是一zhong很难完全实现的愿望。

既然如此，我这些零篇散章的chu版也仍然是一zhong侥幸。许多因不趋时尚而投递无门、或因拒绝大删大改而不能付梓的书稿一定会比它好得多。能侥幸就侥幸了吧，读者诸君如果不小心碰到了它，那就随便翻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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