味；尝尝它，嘴里甜甜的；吃了它，到很舒服；那就没有谁不抛弃这豆叶糟糠之类而求取那细粮了。现在是用那古代帝王的办法和仁义的纲领，来帮助人们合群居住，帮助人们得到保养，帮助人们得到服饰，帮助人们得到安全和稳定呢？还是用那桀、跖的办法？这两办法是相悬殊的，它们难只是那细粮和糟糠的悬殊么？然而人们竭力搞桀、跖的这一而很少去搞古代帝王的那一，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浅陋无知。浅陋无知，实在是天下人的通病，是人们的大灾大难啊。所以说：讲究仁德的人喜把理告诉给别人、榜样给别人看。把理告诉给他们，榜样给他们看，使他们顺从，使他们明智，使他们遵循仁义之，向他们反复重申，那么那些闭的人很快就会开窍，孤陋寡闻的人很快就会界开阔，愚蠢的人很快就会聪明了。这些事情如果不，那么商汤、周武王这样的贤君在上位又有什么好？夏桀、商纣王这样的暴君在君位又有什么损害？商汤、周武王在，那么天下随之而安定；夏桀、商纣王在，那么天下便跟着混。现像这样的情况，难不是因为人们的情原来就可以像这样、也可以像那样的么？

人之常情：吃东西，希望有味佳肴；穿衣服，希望有绣着彩纹的绸缎；行，希望有车；又希望富裕得拥有绰绰有余的财产积蓄；然而他们一年到、世世代代都知财不足，这就是人之常情。所以现在人们活着，知畜养狗猪，又畜养羊，但是吃饭时却不敢有酒；钱币有余，又有粮仓地窖，但是穿衣却不敢穿绸缎；节约的人拥有一箱箱的积蓄，但是行却不敢用车。这是为什么呢？这并不是不想要啊，这岂不是他们作长远打算、顾及以后而怕没有什么东西来继续维持生活的缘故么？于是他们又节约费用、抑制望、收聚财、贮藏粮以便继续维持以后的生活，这为了自己的长远打算、顾及今后生活，岂不是很好的么？现在那些苟且偷生、浅陋无知之辈，竟连这理都不懂；他们过分地浪费粮，不顾自己以后的生活，不久就消费得光而陷于困境了。这就是他们不免受冻挨饿、拿着讨饭的瓢儿布袋而成为山沟中的饿死鬼的原因。他们连怎样过日都不懂，更何况是那些古代圣王的思想原则，仁义的纲领，《诗》、《书》、《礼》、《乐》的理呢！那些原则、纲领之类本来就是治理天下的重大规划，是要为天下所有的人民从长考虑、照顾到以后的生计从而保住孙万代的；它的传已很长久了，它的蕴积已厚了，它的丰功伟绩已很遥远了，如果不是顺从它、通它、学习它、实行它的君，是不能够理解它的。所以说：短绳不可以用来汲取井中的泉，知识不到家的人就不能和他论及圣人的言论。那《诗》、《书》、《礼》、《乐》的理，本来就不是平庸的人所能理解的。所以说：通了其一，就可以通其二；掌握了它们，就可以长期运用；将它们推而广之，就可以类旁通；经常想想它们，就可以平安无事；反复遵循它们清楚它们，就更喜它们。用它们来调理情，就能得到好；用它们来成就名声，就会荣耀；用它们来和众人相，就能和睦洽；用它们来独善其，那就能心情快乐；想来大概就是这样的吧！

贵得天，富裕得拥有天下，这是人心所共同追求的；但如果顺从人们的望，那么从权势上来说是不能容许的，从质上来说是不能满足的。所以古代圣明的帝王给人们制定了礼义来区别他们，使他们有贵与低贱的等级，有年长与年幼的差别，有聪明与愚蠢、贤能与无能的分别，使他们每人都承担自己的工作而各得其所，然后使俸禄的多少厚薄与他们的地位和工作相称，这就是使人们群居在一起而能协调一致的办法啊。

所以仁人在君位上，那么农民就把自己的力量全用在地上，商人就把自己的明全都用在理财上，各工匠就把自己的技巧全都用在制造械上，士大夫以上直到公爵、侯爵没有不将自己的仁慈宽厚聪明才能都用在履行公职上，这情况叫大治。所以有的人富有天下，也不认为自己拥有的多；有的人看城门、招待旅客、守卫关卡、巡逻打更，也不认为自己所得的少。所以说：“有了参差才能达到整齐，有了枉曲才能归于顺，有了不同才能统于一。”这就叫人的常关系。《诗》云：“接受小法与大法，庇护各国安天下。”说的就是这个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