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的东西时间一长，那么谈起来就简略了；近代的事情，谈起来才详尽。简略的，就只能列举它的大概；详尽的，才能列举它的细节。愚蠢的人听到了那简略的论述就不再去了解那详尽的情况，听到了那详尽的细节就不再去了解它的大概情况。因此礼仪制度便因为年代久远而湮没了，音乐的节奏便因为年代久远而失传了。

凡是说的话不符合古代圣王的德原则、不遵循礼义的，就叫邪说，即使说得动听有理，君也不听。效法古代圣王，遵循礼义，亲近有学识的人，但是不喜谈论圣王，不乐意宣传礼义，那也一定不是个真诚的学士。君对于正确的学说，心里喜它，行动上一心遵循它，乐意宣传它。所以君一定是能言善辩的。凡是人没有不喜谈论自己认为是好的东西，而君更是这样。所以君把善言赠送给别人，觉得比赠送金石珠玉还要贵重；把善言拿给别人看，觉得比让人观看礼服上的彩纹还要华；把善言讲给别人听，觉得比让人听钟鼓琴瑟还要快乐。所以君对于善言的宣传永不厌倦。鄙陋的小人与此相反，他们只注重实惠，而不顾及文采，因此一辈也免不了卑陋庸俗。所以《周易》说：“就像扎住了的袋，既没有责怪，也没有赞誉。”说的就是这迂腐的儒生。

大凡劝说的难是：怀着极其崇的思想境界去对待那些极其卑鄙的人，带着最能将国家治理好的政治措施去接那些最能把国家搞的人，这是不能直截了当达到目的的。举远古的事例容易于谬误，举近代的事例容易于庸俗，善于劝说的人在这中间，必须到举远古的事例而不发生谬误，举近代的事例又不显得庸俗；说话内容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动，随着世俗的变化而抑扬；是说得和缓些还是说得急切些，是多说一些还是少说一些，都能适应情况，像阻拦的渠坝、矫正竹木的工那样控制自己；婉转地把所要说的话都说给了对方听，但是又不挫伤他。

所以，君律己像木工用墨线来取直一样，待人像梢公用舟船来接客一样。用墨线似的准则律己，所以能够使自己成为天下人效法的榜样；用舟船似的怀待人，所以能够对他人宽容，也就能依靠他人来成就治理天下的大业了。君贤能而能容纳无能的人，聪明而能容纳愚昧的人，博闻多识而能容纳孤陋寡闻的人，德纯洁而能容纳品行驳杂的人，这叫兼容并蓄之法。《诗》云：“徐国已经来顺从，这是天的大功。”说的就是这理啊。

谈话劝说的方法是：以严肃庄重的态度去面对他，以端正真诚的心地去对待他，以定刚的意志去扶持他，用比喻称引的方法来使他通晓，用条分缕析的方法来使他明了，情、和气地向他输，使自己的话显得宝贵、珍异、重要、神妙。像这样，那么劝说起来就往往不会不被接受，即使不去讨好别人，别人也没有不尊重的。这叫能使自己所珍重的东西得到珍重。古书上说：“只有君才能使自己所珍重的东西得到珍重。”说的就是这情况啊。

君一定是能说会的。凡是人没有不喜谈论自己认为是好的东西，而君更胜过一般人。小人能说会，是宣扬险恶之术；而君能说会，是宣扬仁之。说起话来如果不符合仁之，那么他开说话还不如他沉默不语，他能说会还不如他笨嘴拙；说起话来如果符合仁之，那么喜谈说的人就是上等的了，而不喜谈说的人就是下等的。所以合乎仁之的言论是十分重要的。产生于君主而用来指导臣民的，就是政策与命令；产生于臣民而用来效忠于君主的，就是建议与劝阻。所以君奉行仁之从不厌倦，心里喜它，行动上一心遵循它，乐意谈论它，所以说君一定是能说会的。辩论细节不如揭示绪，揭示绪不如揭示固有的名分。辩论细节能明察秋毫，揭示绪能明白清楚，固有的名分能治理好，那么圣人、士君的分就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