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风》所讲的好之事，照古书上说法就是：“满足情而又不越轨。它的真诚不渝可以和金属石的固不变相比，它的音乐可以纳到宗庙中去。”《小雅》的作者不被腐朽的君主所用，自己引退而于卑下的官位上，他们痛恨当时的政治，因而怀念过去，《小雅》的言辞富有文采，音乐有哀怨的情调。

国家将要兴盛的时候，一定是尊敬老师而看重有技能的人才的；尊敬老师而看重有技能的人才，那么法度就能保持并得以推行。国家将要衰微的时候，一定是鄙视老师而看轻有技能的人才的；鄙视老师而看轻有技能的人才，那么人们就会有放肆之心；人有了放肆之心，那么法度就会破坏。

古代平民百姓到五十岁才能官，而天与诸侯的儿十九岁就举行冠礼，举行冠礼后就可以参与治理政事，这是因为他们受到的教育极好的缘故啊。对于君倾心慕的，就是可堪造就的理想的人选；对这理想的人选不施教，是不吉利的。对于并非君的人也倾心慕的人，就不是可堪造就的理想的人选；对这并非理想的人选去施教，就是把粮送给小偷，把兵借给盗。

不自我意识到自己德行不足的人，说话往往言过其实、夸夸其谈。古代的贤人，宁可卑贱得个平民，贫穷得个百姓，吃饭连稀饭也吃不饱，穿着连布衣也不完整。但是如果不照礼制来提他，他就不朝官；如果不照义给他东西，他就不接受；哪会采取这言过其实、夸夸其谈的法？

夏贫穷，衣服破烂得就像悬挂着的鹌鹑。有人说：“您为什么不去官？”夏说：“诸侯傲视我的，我不他的臣；大夫傲视我的，我不再见他。柳下惠和看守后门的人同样穿破烂的衣服，可是并没有人怀疑他的正直和德行，这已不是一天的传闻了。争权夺利就像抓住了指甲而丢了自己的手掌。”

统治人民的君主不可以不慎重地选取臣，平民百姓不可以不慎重地选择朋友。朋友，是用来互相帮助的。如果奉行的原则不同，用什么来互相帮助呢？把柴草均匀地铺平而上火，火总是向燥的柴草上烧去；在平整的土地上，总是向的低洼地去。那同类事的互相依随就像这样的显著，据朋友来观察人，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呢？选取朋友、和别人友好，不可以不慎重，这是成就德行的基础啊。《诗经》上说：“别扶车向前，尘土茫茫会脏。”这是说不要和小人相啊。

过分傲慢而喜显自己，好像很明智其实并不是真正的明智。弱无能而容易被人改变自己的志向，好像很仁慈其实并不是真正的仁慈。凶狠鲁莽而喜争斗，好像很勇敢其实并不是真正的勇敢。仁、义、礼制、善行对于人来说，打个比方，就像是钱财粮和家的关系一样，较多地拥有它的就富裕，较少地拥有它的就贫穷，丝毫没有的就困窘。所以，如果一个人像诸如仁、义、礼制、善行等这些大事不到，小事又不肯去，这是抛弃国家、丢弃自己家命的法啊。

所有的事都是有一定的原因才现和来临的。它所现和来临的地方，也就是它所回归的地方。对于言蜚语，要消灭它；面对钱财女，要远离它。祸患所赖以产生的源，都发生于那些细微的地方。所以君及早地消灭祸患的苗。

说话真实的人，存在于阙疑之中。疑惑的不说，没有请教过的不说。明智的人对事情十分清楚，对事理十分通，我们不可以不忠诚地去侍奉明智的人啊。所以说：“对于君，是难以使他兴的，不通过正当的途径去使他兴，他是不会兴的。”

俗话说：“动的圆球到凹坑就停止了，言蜚语碰到明智的人就止息了。”这就是那些私家之言与邪恶的学说憎恶儒者的原因。是对是错疑惑不决，就用久远的事情来衡量它，用新近的事情来检验它，用公正的观来考察它，言蜚语便会因此而止息，邪恶的言论便会因此而消亡。

曾吃鱼有吃剩的，说：“把它和别的菜搀和在一起。”他的学生说：“搀和起来会伤害人的，不如再把它熬一下。”曾着泪说：“我难别有用心吗？”为自己听到这话太晚而到悲伤。

不要用自己的短去对付别人的长。所以。要掩盖并回避自己的短，迁就并依从自己的特长。通达聪明而不守法度，明察善辩而持的观邪恶怪僻，勇敢果断而不照礼法的要求去办事，这是君所憎恶的。

话说得多而合乎礼义法度，便是圣人；话说得少而合乎礼义法度，就是君；说多说少都不合礼义法度却还是放纵沉醉在其中，即使能言善辩，也是个小人。

国家的法令禁止拾取别人遗失的财，这是憎恶民众习惯于不规矩去取得财。有了那名分义，那就能包揽天下而把它治理好；没有名分义，那么就是只有一妻一妾，也会搞得七八糟。

天下的人，虽然各有独特的看法，却也有共同赞许的东西。谈论味的都赞许易牙，谈论音乐的都赞许师旷，谈论政治的都赞许三王。三王既已确定了法度、制作了礼乐制度而把它们传了下来，如果不遵用而加以改变并自己重新搞一，那和变更易牙的调味、变更师旷的音律有什么不同呢？如果这样，天下不等片刻就会沦亡，国家不等片刻就会覆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