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现在，我仍有一病态的：一句话说去，我会上检查一番，句有没有语病？时态是否正确？句法够不够简明？…要减低这度，必须靠酒。往往是两杯酒之后，我滔滔不绝起来。一位好朋友跟我说了真心话。她说：“你以为你很自如，其实你很乏味，讲的全是废话。在旁边看着你，就是可怜你。”

国人把和恨挂在嘴上。常听人说：“我这个，我恨那个。”若把这样的表达搬到中文里，会很矫情。但有时人又需要那些痛快淋漓的表白，于是我拉过英语来。藏在别人的语言后面，夸张一下情，不觉得太麻；麻也不是我的事，是语言的问题。

因此，作为“双语人”其实永远免不了一层遗憾：他的第二语言，总是不能像母语那样随心所。明显的表现，就是对幽默的迟钝。有时我丈夫读报上的幽默小品给我听，我时常不知他怎么觉得那么可乐。我英文演讲的时候也发现，观众在我自认为幽默的地方并没有反应，他们大笑时，我往往意识到，他们笑的不是地方。

我生活在国的第三年，一次用英语在梦里嚷。把我自己喊醒后，发现窗外是芝加哥的雪夜。我喊的是“吗是我？！”醒过来，我怎么也想不起这句话的上下文。也许梦话和梦的情节并不一致；梦话是更生理的，而梦更属于神。那时狂练英文，词汇和句全录在声带上，夜里声带失禁，语句自己就迸发来，用不着通过思维。想想真是很惨，把自己成了一只八哥，只往嘴里词儿，懂或不懂，要的是嘴一张词儿就得来，说它是条件反也好，是动本能也好。从那次喊梦话之后，接下去的几年，我的梦全是无声的。两语言在我心中作战，太激烈了，激烈到了我无所适从的地步。大约是第七年，我的梦开始有声了，中、英文混杂，十分闹。

这样一来，我看见所谓“双语”几乎是不可能的。就拿那可夫来说，他号称有三条母语，也不得不承认他的俄语“有无限弹”一九九九年底我在纽约市立图书馆参观那可夫生平展览，在他一次演讲录音中有这样一段话：“我可以像大师那样以英文写作，我亦可以像学者那样以英文阅读，而我以英文讲话时，就只能像个儿童。”

叫级，但我可以上告诉你什么是低级。首先，你最好不用副词。比如，你说：‘他兴地笑起来’，我劝你拿掉‘兴地’。其次，你最好少用形容词，最好少用此新句。小说第一页就现了‘如同、似乎、仿佛’这样的此新句，我上就不要读它了。”这是一个作家对语言的度自觉意识，对我来说，非常实用。去掉了副词，减少了此新句和形容词的文章，的确朴素许多、淡许多。一些作家不甘于小说的“淡”便在郁华丽的煽情写作中，加上话或诅咒，反讽华丽，低调理郁。这就是要我洋相的时候。因为英语不是我的母语，我拿不准说话的语态和腔调，多污秽的语言在我嘴里都失去了它固有的意义。后来它就成了我的优势，藏在假天真后面，说痛快话、痛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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碰到我跟国人争论的时候，这优势很有用。讲过火了的话，尽可能推给语言去负责。更何况这里还有个态度问题：我说的是你的语言，我的态度已经对你好了；那么我如有语伤人之，你就包涵吧。但我在跟我丈夫争论时，只说中文，他呢，一律用英文回击。夫妻之间，绝不能用对方的母语说话，万一说得过分“痛快”误会就会产生。我们的争执从来是各说各的母语，因为必须把握各自语言的分寸、浅，避免误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