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一样，沉沉地、文雅地愤怒。六个里昂各顾各地宣，他们的和谐一致完全是天大的巧合。六个苍白惨淡的里昂，扭曲着、微妙地痛苦着，在原地狼。我呼着劳拉和安德烈，听着满空间谁和谁也不搭茬的大声谈，从中剔六个里昂的旋律——那中间的自由。那样一大笔自由，谁的一生能开销得了？…

随着酒意的上涨，我不再听见人们自认为是对白的独白。我只能听见台上六只孤狼的凄婉歌唱。他们的最境界是完全忘掉了他们的伴儿。看着六只狼的睛，你知孤独是不可能伪仿的。不论他们的音乐优或劣，他们的孤独是货真价实、一的。

我发现安德烈走开了。去洗手间或电话亭。劳拉凑到我耳边大喊大叫，喊了半天，我才听来，她在告诉我：安德烈一定是去什么地方，躲起来泪。

我说：什么泪？

劳拉说：音乐和酒让他想到了失去。你不觉得这音乐里充满了“失去”？

劳拉的才华是总结许多太难总结的东西。她的总结又总是很令人开窍。

我对她的总结郑重地。

劳拉又说：…他是个很能承受失去的人。

谁？

安德烈。劳拉端着酒杯，里面的冰块在她轻旋的手指尖上幻化七颜。安德烈只有一两天的萎顿——在那样大的失去后。他那么他的工作。尽我嘲笑他的。他向上司辞了职之后，把自己关在家一天，然后连夜开车到芝加哥看你去了。就那一儿发作。等我再见到他，他已经恢复常态，谈笑风生。至少在我看，他恢复了常态。你肯定比我看得清楚得多。

他辞了职？！

你不知？！

我盯着劳拉的暗红膏。

他为了不让FBI对你测谎，当即写了辞职状。他把国务院的证和他的外官份证铰成了四，和他的辞职状一块儿给了他的上司。这件事闹得很大，国务院内刊全都报了！还有两位国会议员来，说是要为安德烈的案给国会写信。

我想那个谜终于揭晓了：安德烈冷静地动剪，将自己的辉煌生涯铰成碎片。他开始清理他的办公桌，将所有文件、文，包括他搁在写字台上的我的照片，贴在墙上的我的诗作，以及我给他寄的生日卡片、情人节卡片，一古脑倒一只黑塑料垃圾袋。然后他向办公室另外两个同事说了一声：今天得早儿走，去看牙医。借助国大众对于看牙医的毫不质疑，他平平淡淡地离去了。他将那个盛着他辞职书和碎裂的份证的大信封给了收发员，说：请立刻给儿送去。安德烈走了国务院雄伟的大楼，回过。他想，那年我二十四岁，走这里，傻乎乎地把自己和国家联想到了一起。等他回过，背向那宏大的影走去时，他忘了他原打算去哪里。他手里拎着一个黑垃圾袋。华盛顿所有的狼汉都有这样一个黑袋。那是上午十半，国失去了一个优秀的三十五岁的外官。他走着走着，心里说：原来失业是这个滋味——没有胃吃午饭，也没有胃吃晚饭，酒和劣酒失去了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