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乘人之危，藉此发兽的迫害狂，以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如果说这样的人不是坏人，世界上还有坏人吗？他们在上面那说法的掩护下，放心大胆地作起恶来。事情不是很明显吗？那几句话，我曾五投地地崇拜过。及今视之，那不过是不讲是非，不分皂白，不讲原则，不讲正义的最低级的形而上学的诡辩。可惜受它毒害的年轻人上十万，上百万，到了后来，他们已经是四五十岁的成年人了。在他们中，有的飞黄腾达；有的找到一个阔丈人，成了东床快婿；有的发了大财，官居品，他们中有的人对自己过去的所作所为没有到一悔恨，岂非咄咄怪事！难这些人都那么健忘？难这一些人连人类起码的良知都泯灭净尽了吗？

好不容易才熬到了天明。“长夜漫漫何时旦？”这一夜是我毕生最长的一夜，也是最难忘的一夜，用任何语言也无法形容的一夜。天一明，我就骑上了自行车到井冈山总去。我痴心妄想，要从“自己的组织”这里来捞一稻草。走在路上，北大所有的音喇叭都放开了，一遍又一遍地呼“打倒季羡林！”历数我的“罪行”我这个人大概还有一影响，所以新北大公社才这样兴师动众，大张旗鼓。一个渺小的季羡林骑在自行车上，天空弥漫着“打倒季羡林”的声音。我此时几疑置于神话世界，妖魅之国。这滋味连今天回忆起来，都觉得又是可笑，又是可怕。从今天起，我已经变成了一只飞鸟，人人可以得而诛之了。

到了井冈山总，说明了情况。他们早已知了。一方面派摄影师到我家行现场拍摄；另一方面—多可怕呀！—他们已经决定调查我的历史，必要时把我抛来，甩掉这个包袱，免得受到连累，不利于同新北大公社的斗争。这是后来才知的，当时我还是一片痴心。走大门，我那辆倚在树上的自行车已经被人—当然是新北大公社的—用锁锁死。没有别的办法，我只好步行回家。从此便同我那辆伴随我将近二十年的车永远“拜拜”了。

回到家中，那一位井冈山的摄影师，在一堆垃圾中左看右看，寻找什么。我知，在这里有决定意义的不是，而是政治。他主要寻找公社抄家时在对待伟大领袖方面有没有留下可抓的小辫，比如说领袖像，他们撕了或者污染了没有？有领袖像的报纸，他们用脚踩了没有？如此等等。如果有一条被他抓住，拍摄下来，这就是对领袖的大不敬，可以上纲上到骇人的度，是对敌斗争的一颗重型炮弹。但是，要知新北大公社的抄家专家也是有平的，是训练有素的，那样的“错误”或者“罪行”他们是决不会犯的。摄影师找了半天，发现公社的抄家术真正是无懈可击，嗒然离去。

我的境，井冈山领导表面上表示同情。我当时有一个后来想起来令我到后怕的想法：我想留在井冈山总里。我害怕，公社随时都可能派人来，把我抓走，关在什么秘密的地方。这是当时屡次现过的事，并不新鲜。井冈山总是比较安全的，那里几乎是一个武装堡垒。可是我有迟疑。我虽然还不知他们准备同公社一样派人到去调查我的历史。但是，在几天前我在井冈山总里听到派人调查我在上面提到的那一位为井冈山总勤务员之一的老教授的历史。他们认为，老知识分，特别是留过洋的老知识分的历史复杂；不如自己先下手调查，然后采取措施，以免被动。既然他们能调查那位老教授的历史，为什么就不能调查我的历史呢？我当时确曾到寒心。现在我已经被公社“打倒”了。为了摆脱我这个包袱，他们会采取什么措施呢？我的历史，我最清楚。但是，那两派共有的可怕的形而上学和派，确实是能杀人的。用那形而上学的方式调查来的东西能准确吗？能公正吗？与其将来陷极端尴尬的境地，被“自己人”抛了去，还不如索横下一条心，任敌人宰割吧。我毅然离开那里，回到自己家中。现在的家就成了我的囚笼。我在上面谈到，那年夏秋两季我时时到有风暴在我上凝聚，随时可以劈了下来。现在我仿佛成了躺在砍架下的死囚，时时刻刻等待利刃从架上砍向我的脖颈。原来我认为天地是又宽又大的。现在才觉得，天地是极小极小的，小得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