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必须抉择。

这是一个万分难的决定。人们常说：蝼蚁尚且贪生，何况人乎？倘有万分之一的生机，一个人是决不会这样的决定的。况且还有一个箍咒：谁要走这一条路，不于什么原因，都是“自绝于人民”一个人被得走投无路，手中还剩下惟一的一权利，就是取掉自己的命。如果这是“自绝于人民”的话，我就自绝于人民一下吧。一个人到了死都不怕的地步，还怕什么呢？“后是非谁得？”我睛一闭，让世人去说三四吧。

第二个我想到的人是中文系总支书记程某某。对他我也是非常熟悉的。他是解放前夕地下学生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后来担任过北大学生会的主席。年纪虽不大，也算是一个老革命了。然而他也自杀了。他的罪名逻辑推断应该是“走资派”他够不上“反动学术权威”这个杠杠。他挨过批斗，六一八斗“鬼”时当过“鬼”在校园里颈悬木牌劳动也有他的份。大概所有这些“待遇”他实在无法忍受，一时想不开，听说是带着一瓶白酒和一瓶敌敌畏，离家到了西山一个树林里。恐怕是先喝了白酒，麻痹了一下自己的神智，然后再把敌敌畏下去，结束了自己的一生。我一想到他喝了毒药以后，胃内像火烧一般，一定是满地的情况，浑就汗直竖，不寒而栗。

我首先想到的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北大自杀的教授和。第一个就是历史系教授汪某人。“文化大革命”开始没有几天，革命小将大概找上门去，问了他若问题，不知是否动手动脚了。我猜想，这还不大可能。因为“造反”经验是逐步总结、完善起来的。折磨人的手段也是逐步“去取”地“完善”起来的。我总的印象是，开始时“革命者”的思想还没有完全开放，一般是比较温和的。然而我们这一位汪教授脸太薄，太遵守“士可杀，不可辱”的教条，连温和的手段也不能忍受，服安眠药，离开人间了。他一死就被定为“反革命分”“打倒反革命分汪某”的大标语，赫然贴在大饭厅的东墙上，引起了极大震惊和震动。汪教授我是非常熟悉的。他在解放前夕冒着生命危险加了地下党，为人治学都是好的。然而一下就成了“反革命”我实在不理解。但是我同情他。

我何去何从呢？

我还想到了一些别的人，他们有的从很的楼上下来，粉碎骨而死；有的到铁上去卧轨，首异而死。这都是听说的，没有亲见到。类似的事情还听到不少，人数太多，我无法一一想到了。每个人在自杀前，都会有极其剧烈的思想斗争，这是血淋淋的思想斗争，我无法想下去了。

抉择的路只有两条：一是忍受一切，一是离开这一切，离开这个世界。第一条我是绝对办不到的；看来只有走第二条路一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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魄的场面就要降临到自己上了！何况还有别人都没有的装满半焚信件的篮、一把菜刀和蒋介石的照片。我就是长一万张嘴，也是说不清了，我已是“罪大恶极，罪在不赦”但是要我承认“天王圣明，臣罪当诛”那是绝对办不到的。我知，我的前途要比我看到的被批斗的走资派更无希望。血淋淋的斗争场面，摆在我前。我前一片漆黑…

我的思绪在时间上又转了回去。我想到了很多年前的五十年代，当时有两位教授投未名湖自尽。湖是并不的。他们是怎样淹死的呢？现在想来，莫非是他们志在必死，在只达到腰的中，把自己的埋里生生地憋死的吗？差不多同时，一位哲学系姓方的教授用刮胡刀切断了自己的动脉，血如注，无论怎样抢救也无济于事，人们只能睁睁地看着他慢慢地痛苦地死去。

决定一旦，我的心情倒平静下来了，而且异常地平静，异常地清醒。

我的思绪在时间上更向后回转，一转转到了古代，我想到了屈原，他是投死的。比屈原稍晚一的是项羽，他是在四面楚歌声中自刎死的。对自刎这玩意儿我实在非常担心。一个

我平静地、清醒地、科学地考虑实现这个决定的手段和步骤。我想了很多，我想得很细致，很，很周到，很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