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在家里，不劳改，不批斗，不审讯，日也过得不得安生。同住一单元的要同我划清界限的那一位太太，我在上面已经谈过几句了。但是麻烦还不止这一些。她我把存在他们屋中的据说北京只有一张的红木七巧桌和大沙发搬来。我真是退两难。我现在只剩下堆满了东西的一大间和一小间房。这些大家伙往哪里放呢？楼下存书的车库，抄家之后，一片狼藉，成了垃圾堆，我看都不忍看。沙发和七巧桌无论如何也是搬不去的。火上加油，楼下住的一位女教员还贴小字报，要我把书搬车库。我此时一个朋友也没有，谁都视我如瘟神，我向谁求援呢？我敢走去吗？我好像是乌江边上四面楚歌的项羽。幸亏我已经研究过比较自杀学，我决不自刎。我还要活下去。但是活下去又怎样呢？我真已经走到了山穷尽了。

但是来的却不是“柳暗明又一村”而是更大的灾难。

一九六八年五月四日，五四运动的纪念日，中国规定的青年节，我们这一批囚徒一个个从家中被押解到了煤厂。提起煤厂，真正是大大地有名。顾名思义，这里是贮存煤炭的地方，由一群工人理。在“文化大革命”分派时期，里面的工人碰巧都是拥护“老佛爷”的。运煤工人当然个个都是壮的彪形大汉，对付煤块他们有劲；对付我们这一批文弱书生，他们的劲有极大的剩余。他们打一个耳光或踢上一脚，少说也抵得上《浒传》里的黑旋风和和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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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命吗？反过来说，如果他用同样大的力量和同样多的时间，读阿拉伯语言、文学或文化的资料，他至少能写成一篇像样的论文，说不定还能拿到硕士学位，被提升一级哩。因此，我从内心同情他，觉得对他不起。可这是我能力以外的事，我有什么办法呢？

东语系对我的审讯，并不总是心平气和的，有时候也难免有剑弩张。但是没有人打我耳光，我实在是非常恩德了。

我劳改了整整一九六八年的一个天。此时大地重又回。大自然本不理会什么“文化大革命”依旧繁似锦，姹紫嫣红，燕园成了一片海。人人都喜天，而我又如命。但是，到了此时，我却变成了一个盲，红红绿绿，在我睛里统统都成了灰。

即使是这样，这劳改、批斗和审讯三结合的生活，确也让我到厌烦。我又有了幻想。我幻想能有一个救世主，大慈大悲，忽然大发善心，结束这一场浩劫，至少对像我这样无辜的人加恩，把我解放。我从来没有相信过任何教门，上帝，天老爷，佛爷，菩萨，我都不去祈祷。我想到的是我们国家领导人。在劳改、批斗之余，夜里在暗淡的灯光下，在十分不友好的气氛中—同一个单元住的一位太太早已把我看“敌人，反革命分”不但不正看我一，而且还鼓动我们家两位老太太，同我划清界限。我们的老祖直截了当地告诉她说：“我们还靠他吃饭哩！”—我伏案给我们的国家领导人写信，妄想世间真会现奇迹。但是世间怎会现奇迹呢？世间传的是：“‘文化大革命’七八年一次，一次七八年”我写这些信，等于瞎灯，白费一支蜡。我却一厢情愿，痴心妄想，妄想有一天一睁“文化大革命”结束，我这个鬼再转变成人。那够有多么好呀！在弥漫宇宙仿佛凝固起来的黑暗中我隐隐约约从“最楼”（陈寅恪先生有诗曰：“看愁近最楼”）上看到来的一线光明。然而最终证明，这只是一片海市蜃楼，转瞬即逝。我每天仍然是劳改、批斗、审讯。

但是，在另一方面，烂漫的光却唤醒了“革命家”的“革命”情。新北大公社的们谨遵“一年之计在于”的古训，决定使自己的工作平再提一步，着重发明创造，避免固步自封，想了一崭新的样。对象当然还是这百十囚徒。他们之中是否有真正想“革命”的，我说不准。但是，绝大多数，如果不是全的话，却绝对是以待别人来取乐的。人类的劣，过去被掩盖住，现在完全“解放”了。他们可以为所为了。我在这里顺便着声明几句：在北大几千名工人中，在北大上万名学生中，参加这个活动的只是极少数。他们平常就是一些调捣，耍卖、好吃懒、无巧不沾的类似地痞氓的人。现在天赐良缘，得到了空前的千金难买的好机会，可以施展自己的本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