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的负担，的疲劳，再加上在学校大批斗时的伤痕，我心完全垮了。忽然了起来，而且来势迅猛，直得像小球那样大，两不能并拢起来，连站都困难，更不用说走路。我不但不能劳动，连走去吃饭都不行了。押解人员大发慈悲，命令与我同住的那一位东语系的老教授给我打饭，不让我去栽秧，但是不活是不行的，安排我在院里拣砖石块，扔到院外面去。我就裂开双，爬在地上，把砖石拣到一起，然后再爬着扔到院外面。此时，大队人都上了山，只有个别的押解人员留下。不但院里寂静无声，连院外面，山脚下，树林边，田畴上，小村中也都是一片静寂。静寂铺天盖地压了下来，连几里外两人说话的声音都能听到。久住城市的人无法领会这情景。我在仿佛凝结了起来的大寂静中，一个人孤独地在地上爬来爬去。我不禁“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泪下”了。

又过了两天，押解人员看到我实在难熬，的始终不消，便命令我到几里外的二百号去找大夫。那里驻有队，队里有医生。但是郑重告诫我：到了那里一定要声明自己是“黑帮”我敬谨遵命，裂开两，夹着一个像小球似的，蜗一般地爬了去。路上碰到黑帮难友士沂。他推着小车到昌平县去买菜。他看到我的情况，再三诚恳地要我上车，他想把我推到二百号。我吃了豹心老虎胆也不敢上车呀！但是，他这一番在苦难中的真挚情意，我无论如何也是忘不了的。

我爬了两个小时，才爬到二百号。那里确实有一个解放军诊所。里面坐着一个穿军服的医生。他看到了我，连忙站起来，满面风地要搀扶我。我看到他军服上的红领章，这红特别鲜艳耀，闪了异样的光彩。这红就是希望，就是光明，就是我要求的一切。可是我必须执行押解人员的命令。我声说：“报告！我是黑帮！”这一下坏了。医生脸上立刻晴转，连多云这个阶段都没有。我在他中仿佛是一个带滋病毒的人，连碰我一下都不敢，慌不迭地连声说：“走吧！走吧！”我本来希望至少能把我的看上一，给我一止痛药什么的。现在一切都完了，我前的红也突然暗淡下来。我又爬上了艰难的回程。

人类忍受灾难和痛苦的能力，简直是没有底儿的，简直是神秘莫测的。过了几天，我一没有停止劳动，二没有服任何药，的竟然消了。我又能够上山活了。此时，白薯秧已经栽完。押解人员命令我同东语系那一位老教授上山去平整桃树下的畦。我们俩大概算是一个劳动小分队，由一名押解人员率领，并加以监督。他是东语系阿拉伯语教员。论资排辈，他算是我们的学生。但现在是押解人员，我们是阶下囚，地位有天壤之别了。就我们这两个瘦老，他还要严加戒备，手执长矛，威风凛凛，宛如四大天王中的一个天王。这地方比下面栽白薯秧的地方，更为幽静，更为秀。但是我哪里有心去欣赏呢？

我们的生活—如果还能算是“生”还能算是“活”的话—简单到不能再简单。吃饭的地方在山脚下，同我们住的平房群隔一个涸的沙滩。这里房整洁，平常是有人住的。厨房就设在这里。押解人员吃饭坐在屋里，有桌有椅，吃的东西也不一样。我们吃饭的地方是在房外的草地上，树跟下；当然没有什么桌椅。吃的东西极为糙，米或窝，开煮白菜，炸油饼等算是珍馐，与我们绝对无缘。我们吃饭不过是为了维持命。除了活和吃饭睡觉外，别的任何活动都没有。

但是，我们也有特殊的幸福之：这里用不着随时担心被批斗。批斗我们的单位都留在校内了。在这里除了偶尔挨上一或一顿骂之外，没有气式可坐，没有胡说八的批斗发言。这对我们来说已是最大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