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想恢复党组织的活动，首先要恢复党员的组织生活。我不知，是从什么时候起，又是据什么法令，所有的党员（四人帮等当然除外）都失去了组织。现在每一个党员都要经过一定的手续，好像是要经过群众讨论和领导批准，才能恢复组织生活。这当然是一件大事。东语系大概是经过军工宣队的讨论（那一位非党的工宣队员当然会参加的），决定从全系党员中挑选一个，当标兵，演一恢复组织生活的开场戏，期在一举通过，到成功，为以后的人树立一个榜样。这样一个人选责任之大可以想见。用什么标准来挑选呢？首先要好，其次要党。此二标准者，庶乎近之。大概是经过了周详的考虑，谨慎的筛选，我上面提到的那一位烈属兼贫下中农的姓的党员中了标，他是我作为系主任兼导师心选择留下当我的助教和接班人的。现在，我成了“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这正好成了他的党的试金石。备这两个条件，又有这样“亮相”的机会的，东语系并无第二人。谁敢说这不是天生的“佳选”呢？

不人世风云如何变幻“文化大革命”狼涛怎样激，时间还是慢慢地或者迅速地向前驶。转瞬之间“文化大革命”好像xdx已过，有要结束的样了。虽然说“是了敌人”实际上主要是了自己，还是以不为好。现在是要拨恢复正常的秩序了。首先是要恢复党的组织。一个非党的工宣队员，居然主持党支的工作，实在有太“那个”了。

人到齐了，时间到了。主席宣布开会。他先说明了开会的目的和法，然后就让这位选中的标兵发言，或讲话，或“检讨”反正是一个意思。这位标兵站起来，走到前面，威仪俨然，义形于，开始说话。说话的中心主题是：不作

光虽好，我自己的境遇却并没有多少改。我安心当门房“躲门房成一统”；然而事实上却是办不到的。仍然有意想不到的扰。

一幕闹剧

一个小曲

记得有一天下午，我同东语系全系的留校师生被召到学一堂里去开会，每人自带木板小凳。空的堂里，饭桌被推到旁边去，腾来的空地上，摆满了小木板凳，我们就坐在上面。前面有几张大桌，上面摆了不少的东西。我仔细一瞧，有料衣服和，有收音机（当时收音机还不像今天这样多，算是珍贵稀有的东西），还有一些零零碎碎的东西。我跟在“革命群众”的后面，还摸不清是怎么一回事，没有闲心去一件件地仔细瞅。我只觉得，这颇像一个旧品展销义卖会。可是在这些东西旁边，有几本用很糙的纸张油印成本的讲义，我最初还不知是什么讲义；也不知这样糙的为什么竟能同颇为漂亮的西装摆在一起。对所有的这一些，我都不知它们在今天第一个恢复党员组织生活的会上会起什么作用。我满腹疑团坐在那里，不知葫芦里究竟要卖什么药。

韵的顺溜。”就是“顺溜”吧，有时候想找一个恰当的韵脚，也是不容易的。我于是就用晚上在家的时间，仔细阅读原文，把梵文诗句译成白话散文。第二天早晨，在到三十五楼去上班的路上，在上班以后看门、传呼电话、收发信件的间隙中，把散文改成诗，改成押韵而每句字数基本相同的诗。我往往把散文译文潦潦草草地写在纸片上，揣在袋里。闲坐无事，就拿了来，推敲，琢磨。我瞪虚空，心悬诗中。决不会有任何人—除非他是神仙—知我是在什么。自谓乐在其中，不知在门房，重冠了。偶一抬向门外张望一—门两旁的海棠正在怒放，其他的也在盛开，姹紫嫣红，好一派大好光。

有一天，我正在向门外张望，忽然看到在门外专门供贴大字报之用临时搭起的席棚上贴了很多张用黄纸写成的大字报，下面有几十位东语系教员签的名，有的教员还在江西鲤鱼洲没有回来。内容是批判五·一六分的。这样的批判一也不新奇，我原来想不去它。但是为好奇心所驱使，我走了我那“成一统”的窄狭的门房，到门外去看了看大字报。我真是万万没有想到，这张大字报竟是对我来的：我成了五·一六的嫌疑分。这真是从何说起呀！稍微对所谓“文化大革命”有常识的人，都会知，当时盛传一时的所谓五·一六组织，是好的青年人所组成的。我一非青年，二又不好，既非工人，也非贫下中农或“革命”我哪里有资格参加这样的“革命”组织呢？我同五·一六是完全风不相及，是驴对不上嘴。这样的事情，我本来可以一笑置之的。但是这一次我却笑不起来。几年前我看到批判我的《满燕园》时，我曾不自觉地哼了一声。这次我连哼都哼不起来了。这样天下之大稽的事情，我不知，东语系的革委会和军工宣队是怎样考虑的。稽的事情还没有完，更稽的还在后面哩。全国上下大声嚷嚷了一阵五·一六，北大井冈山的一位领公然承认自己是五·一六分；可是最后却忽然销声匿迹，—原来天地间本没有一个什么五·一六组织。这真像是堂吉诃德大战风车，成为“文化大革命”中众多笑话中最可笑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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