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好景不长。在第一个大型的政治运动三反五反思想改造运动中，我在“中盆”里洗了一个澡，真好像是洗下来了不少污浊的东西，觉得轻健，尝到了思想改造的甜。可是后面跟着来的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好像是有不过气来。批判武训，批《〈红楼梦〉研究》，批判胡风，批判胡适，再加上肃反等等，不停蹄，应接不暇。到了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斗争，达到了一个空前的xdx。我虽然没有被裹去，没有什么帽；但是时时，自己的神都在极度张的状态中，日过得并不愉快。从我的思想来看，我当时是赞成这些运动的，丝毫也没有否定的意思。在反右期间，我天天忙于参加批判会—我顺便说一句，当时还没有发明“气式”批判会不像“文化大革命”中那么“好看”—，忙于阅读批判的材料。但是，在我心里却逐渐升起了一片疑云：为什么人们的所作所为同在那前后发表的几篇“最指示”有些地方显得极不合拍呢？即使是这样，我对那一句最有名的话：是谋，不是谋，并没有产生怀疑。

反右以后，仍然是不停蹄，一个劲地搞运动，什么“白旗”等等。庐山会议以后，极左思想已经达到了，却偏偏要来一个反右倾。三年困难时期，我自己同其他老知识分一样，尽天天饿辘辘，连半不满意的想法都没有，更不用说说怪话了。连全国人民的神面貌都是非常正常的，向上的。谁能说这样的人民，这样的知识分不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呢？

存在决定意识，这是必然的。他们一般都颇为神气，所谓“教授架”者便是。到了我当教授的时候，情况大大改变。国民党统治已到末日，通货膨胀达到了惊人的程度。教授实际的收少得可怜。但是，上那一件孔乙己的大褂还是披着的，社会地位还是有的。

刚一解放，我同大分教授一样，兴奋异常，觉得自己真是站起来了，自己获得了新生了。我们兴得像小孩，幼稚得也像小孩。我们觉得“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我们看什么东西都红艳似玫瑰，光辉如太。

一九六六年开始的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形势发展的必然结果。事后连原新北大公社的东语系一个教员都告诉我说，我本来能够躲过这一场灾难的。但是，我偏偏发了劲，自己了来，终于得到了报应：被抄家，被打，被骂，被批斗，被关了棚，差一连命都赔上。我当时确曾自怨自艾过。但是现在我却有了另一个想法。“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千载难逢的“盛事”如果我自己不来，就决不可能亲自尝一尝这一场“革命”的滋味，决不可能了解这一场灾难究竟是什么样。那将是绝对无法挽回的极大的憾事。

我有很多奇思怪想。我甚至希望能再发生一次抗日战争，给我一个机会，让我来表现一下。我一定能奋力参战，连牺牲自己的命，我都能得到。我读了很多描绘抗日

别的老知识分有没有这个觉，我不知。它表现在我上却是很的。解放前，我认为一切政治都是肮脏的，决心不介。我并不了解共产党，只是觉得国民党有糟糕，非垮台不行。解放以后，我上面说到我在思想改造运动中的收获，其中心就是知了并不是所有的政治都是肮脏的，共产党就不是。同时又觉得自己非常自私自利：中国人民浴血抗战，我自己却躲在万里之外，搞自己的名山事业。我认为自己那一“学问”那一知识，是非常可耻的，如果还算得上“学问”和知识的话。有很长一段时间，我称自己为“摘桃派”坐享胜利的果实。

那么，怎么办呢？

关在棚里的时候，我看了很多，也想了很多。我逐渐到其中有问题：为什么一定要这样折磨知识分？知识分上病不少，缺很多，但是十全十的人又在哪里呢？我当时认识不，思考问题肤浅片面。我没有责怪任何人，连对发动这一场“革命”的人也毫无责怪之意。我只是一个劲地挖自己的灵魂。用现在间或用的一个词儿来说，就是“原罪”这是用在基督教徒上的一个词儿，这里不过借用一下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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