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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舍里，我已觉得非写一文章不可了。

其实这是不奇怪的。对历史的多情总会转换成对历史的无奈。培说历史使人明智，也就是历史能告诉我们不可能，给每个人在时空坐标中那让人清醒又令人沮丧的一。不知天地厚的少年英气是以尚未悟得历史定位为前提的，一旦悟得，英气也就消了大半。待到随着年岁渐趋稳定的人定位、语言定位、职业定位以及其它许多定位把人重重迭迭地包围住，最后只得像《金池塘》里的那对夫妻，不再企望迁徙，听任蔓草堙路，这便是老。

泰戈尔：《采果集》

基于此，我的笔下也现了一些有关文化走向的评述。

我抛弃了所有的懮伤与疑虑，去追逐那无家的，因为那永恒的异乡人在召唤我，他正沿着这条路走来。

我就这样边想边走，走得又黑又瘦，让唐朝的烟尘宋朝的风洗去了最后一少年英气，疲惫地伏在边地旅舍的小桌上涂涂抹抹，然后向路人打听邮筒的所在，把刚刚写下的那东西寄走。走一程寄一篇，逛到国外也是如此，这便成了《收获》上的那个专栏，以及下这本书。记得专栏结束时我曾十分惶恐地向读者歉，麻烦他们苦苦累累地陪我走了好一程不太愉快的路。

当然，希望也只是希望罢了，何况这实在已是一奢望。（一九九一年）

我无法不老，但我还有可能年轻。我不敢对我们过于庞大的文化有什么祝祈，却希望自己笔下的文字能有一苦涩后的回味，焦灼后的会心，冥思后的放松，苍老后的年轻。

当然事情也有较为乐观的一面。真正走得远、看得多了，也会产生一些超的想，就像我们在看蚂蚁搬家总能发现它们在择路上的诸多可议论。世间的定位毕竟都还有一些可选择的余地，也许，正是对这可选择的容忍幅度，最终决定着一个人的心理年龄，或者说大一，决定着一文化、一历史的生命潜能和更新可能。

原因是，我发现自己特别想去的地方，总是古代文化和文人留下较脚印的所在，说明我心底的山并不完全是自然山而是一“人文山”这是中国历史文化的悠久魅力和它对我的长期熏染造成的，要摆脱也摆脱不了。每到一个地方，总有一沉重的历史气压罩住我的全，使我无端地动，无端地喟叹。常常像傻瓜一样木然伫立着，一会儿满脑章句，一会儿满脑空白。我站在古人一定站过的那些方位上，用与先辈差不多的黑珠打量着很少会有变化的自然景观，静听着与千百年前没有丝毫差异的风声鸟声，心想，在我居留的大城市里有很多贮存古籍的图书馆，讲授古文化的大学，而中国文化的真实步履却落在这山重复、莽莽苍苍的大地上。大地默默无言，只要来一二个有悟的文人一站立，它封存久远的文化内涵也就能哗的一声奔泻而；文人本也萎靡柔弱，只要被这奔泻所裹卷，倒也能吞吐千年。结果，就在这看似平常的伫立瞬间，人、历史、自然混沌地在一起了，于是有了写文章的冲动。我已经料到，写来的会是一些无法统一风格、无法划定裁的奇怪篇什。没有料到的是，我本为追回自的青活力而游，而一落笔却比过去写的任何文章都显得苍老。

历史告诉我们定位，又告诉我们任何一定位都不是先天的，都是前人选择的结果。就连故乡，也只是祖先狼长途中的一个留驻。由选择到难于选择，于是留驻成一无奈；然而再大的无奈也没有堵后人选择的机会，因此人总会不断地寻家又弃家，成为永恒的异乡人，一再从无奈的留驻中重新找路，重新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