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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也有企盼。企盼二十一世纪有更多的国家把国民经济和神德同时提，成为对全世界行理制衡的中力量。我相信我的祖国，极有可能成为其中一员。

主、百年伟业的庇荫下，文化常常成了铺张的缀、无聊的品咂、尖酸的互窥，有时直到兵临城下还在心的形象打扮。结果，总是野蛮的力量战胜腐酸，文化也就冤枉地跟着凋零，而跟着文化一起凋零的，总是历史上罕见的一段光明。因此，文化最容易琐碎又最不应该琐碎，最习惯于讲究又最应该警惕讲究。文化义和文化良知，永远是文化的灵魂所在。否则，营营嗡嗡的所谓文化，是自我埋葬的预兆。但是，文化义和文化良知，又谈何容易？

加藤先生想把谈话的气氛调节得轻松一，说起昨天刚到印度时的一些趣事。

他回忆了坐租汽车时与司机讨价还价的过程，为了防止被骗，不说自己是日本人而冒充新加坡人。有一件事让他真的生了气。他在街上走，有一个人追着要为他鞋，他觉得没必要，拒绝了。谁知刚一拒绝，那人就取一团粪往加藤先生鞋上甩，一下沾上了，只得让他。完，竟然索价三百五十卢比，其实这里鞋十个卢比已经足够。旁边突然走两个"托"，以调解的面孔劝加藤先生二百卢比…

没等加藤先生说完我就笑了，觉得人类之恶怎么这样相似。我说我有与你一样的遭遇，有人向我泼污，又问我想不想让他去，而去也是需要代价的。所不同的是，他们泼污的工是文章、书籍，而代价是允许他们盗版。

至于个人，在人类面对如此密集的难题时，我企盼有更多的智者承担起真正的文化责任，不有多少掷石唾骂，仍能保持一个贞不渝的群。暴徒可以刺杀甘地和拉宾，但天地间毕竟留下了他们的声音。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十六日，新德里，夜宿Ｓｕｒｙａ旅馆

我说："请允许我继续以小见大，借这些小事来看看世纪难题。我们以往的乐观，是因为相信法律和舆论能维持社会公理，但是就以你遇到的这件小事为例，如打官司，证据何在？至于舆论，你已看到，除了那两个帮凶，别人本不可能来关心。如果别人来关心就更麻烦，还会把各自的观念全带来，例如在印度教徒看来，那拉粪的很可能是神，你还福分不浅呢。这也就是说，在社会生活的诸多领域，法律、舆论和宗教等等都不解决问题。那么引申到世纪难题，同样遇到由谁来控制，由谁来裁判，控制和裁判是否公正，不公正该怎么办等等比难题本更难的课题。我的惆怅，即来自于此。"

加藤先生说："你看，我对付不了那个鞋者，你对付不了那些盗版者，最简单的是非曲直彻底颠倒，我们竟然毫无办法。就从这样的小事想开去，人类怎么来有效地阻止邪恶？实在不能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