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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吃的问题大上就是这个样。你想了解俄国人怎样吃饭吗？他们同我们完全不一样，这是可想而知的。他们决不会从中国的哈尔滨带一篮品来，而是就地取材。我在上面提到过，我们中国学生的两间车厢里，有两个铺位不属于我们，而是经常换人。有一天来了一个红军军官，我们不懂苏联军官的肩章，不知他是什么爵位。可是他颇为和蔼可亲，一走车厢，用蓝的睛环视了一下，笑着了。我们也报之以微笑，但是跟他"不明白"，只能打手势来说话。他从怀里拿来了一个份证之类的小本，里面有他的相片，他打着手势告诉我们，如果把这个证丢了，他用右手在自己脖上作杀状，那就是要杀的。这个小本神通广大。每到一个大站，他就拿着它走下车去，到什么地方领到一份"裂"，还有油、酪、香之类的东西，走回车厢，大嚼一顿。红军的供给制度大概就是这个样。

面摆满新锅的炸排，香四溢，透人鼻官，确实有极大的诱惑力，让人馋涎滴。但是，一问价钱，却吓人一；每块三元。我们这个车厢里，没有一个人肯三元一快朵颐的。这位女"大将军"，托着盘，走了一趟，又原盘托回。她是不是鄙视我们这些外国资产阶级呢？她是不是会在心里想：你们这些人个个赛过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中的吝啬鬼夏洛克呢？我不知。这一阵香风过后，我们的肚确已饿了，赶快拿篮，大啃其"裂"。

车上的吃喝问题就是这样解决的。谈到拉撒，却成了天大的问题。一节列车住着四五十人，却只有两间厕所。经常是人满为患。我每天往往是很早就起来排队。有时候自己觉得已经够早了，但是推门一看，却已有人排成了长龙。赶加队伍中，望穿地看着前面。你想一个人刷牙洗脸，再加上大小便，会用多少时间呀。如果再碰上一个患便秘的人，情况就会更加严重。自己肚里的那些东西蠢蠢动，前面的队伍却不见缩短，这是什么滋味，一想就可以知了。

侃大山和下象棋，觉得乏味了，我就凭窗向外看。万里长途，车外风光变化不算太大。一般都只有大森林，郁郁葱葱，好像是无边无际。林中的产品大概是非常丰富的。有一次，我在一个森林的车站下了车，到站台上去走走。看到一个苏联农民提着一篮大松果来兜售，松果实在大得令人吃惊，非常可。平生从来没有见到过的，我抵抗不住诱惑，拿了五角元，买了一个。这是我在西伯利亚惟一的一次买东西，是无法忘记的。除了原始森林以外，还有大草原，不过似乎不多。留给我印象最的是贝加尔湖。我们的火车绕行了这个湖的一多半，用了将近半天的时间。山一个接一个，不知究竟钻过几个山。山上丛林密布，一翠到。铁路就修在岸边上，从火车上俯视湖，了若指掌。湖碧绿，靠岸清可见底，渐到湖心，则转成绿，或者近乎黑，下面不可测。真是天下奇景，直到今天，我一闭睛，就能见到。

就这样，我们在车上，既有困难，又有乐趣，一转，就过去了八天，于9月14日晚间，到了莫斯科。

但是，车上的生活也不全是困难，也有愉快的一面。我们六个中国学生一般都是挤坐在一间车厢里。虽然在清华大学时都是同学，但因行当不同，接并不多。此时却被迫聚在一起，几乎都成推心置腹的朋友。我们闲坐无聊，便上天下地，胡侃一通。我们都是二十三四岁的大孩，阅世未，每个人前都是一个未知的世界，堆满了玫瑰，闪耀着彩虹。我们的睛是亮的，心是透明的，说起话来，一无顾忌，二无隔阂，从来没有谈不来的时候，小小的车厢里，其乐。也有一时无话可谈的时候，我们就下象棋。理学家王竹溪是此手。我们五个人，单个儿跟他下，一盘输，二盘输，三盘四盘，甚至更多的盘，反正总是输。后来我们联合起来跟他下，依然是输，输，输。哲学家乔冠华的哲学也帮不了他。在车上的八九天中，我们就没有胜过一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