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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有自杀是因为我认为我不自杀，我只像屎一样地活着。

因为我第一次知这个消息是在《南方周末》，南方周末在文章里隐去了她弟弟的真实名字，他为他，为他母亲，为这个家付了自己的生命，居然换不回在一篇文字报里显示自己的真实名字。后来，我到网上搜，看到很多对这个北大博士弟弟的指责，不怎样，我相信其中一分。我不能理解他于何理由，但我不得不遗憾地表示，这个北大博士已经被“打败”了，即便他还没有毁灭。所以，多说他无益。

她有一个弟弟，我也有一个弟弟，她为她弟弟谋划未来，不幸的是，我也在同样的一件事情。所不同的是，我弟弟刚大学校园，而且我估计他也不大可能考得上北大的研究生。我想说的是，也许她和我一样也对弟弟表示莫大的愧疚，所不同的是，她弟弟把这来自的愧疚统统接受了下来。

杨元元的个人格上可能有缺陷，这个缺陷是指她不能这个社会的缺陷——这些缺陷我也同样备，这也是我们俩人生轨迹有相似地方的合理解释。作为个存在，她有任何缺陷都是可以理解的，但作为社会单元的“人”，有些缺陷却可以导致毁灭。她到死都没谈过恋，这不能不让我破大骂，那些怜香惜玉的男人都死哪儿去了，是不是都死到女的床上去了。也许是因为她格上的原因，也可能是因为她母亲的原因，她居然找不到一段情，要是没有这个原因，她原本可以找到一段真挚的情，那么一切都得重写。杨元元更应该是一个像“女人”的女人：孝顺，自，自尊，有能力，这些是现代社会很多女人缺失了的东西，而她毕竟都拥有了。难靠这些换不来一份情，仅仅是因为她边有一个老母亲。这个社会女人没钱并不是一件多么不幸的事情，男人没钱更应该到不幸，而不幸的是，我恰恰就是男人，这是我和杨元元最大也最本的区别。所以，任何对我的指责我都无法辩驳，而杨元元本可以不必这样。

活着总是周而复始着这些工作，一想到创业，在钱面前总是偃旗息鼓，一副英雄陌路的颓废，一想到朋友，总觉得朋友们会帮助我，不会看着我走上不归路，但我自己何尝对朋友表示过一关心和情，我的孤独伤害了我，也伤害了别人，一提到社会，总说这个社会不公，但谁又表示过，他知“公平”二字是咋写的。

也许是她对“死”太，我不知她在这么长一段时间有没有真切受到“死亡”存在的必要和真实，也许没有，所以当死亡这个词占据脑海时才会那么烈地涌而。而我，不得不承认，在这五年里，很多时候我都想到了死，不是在日记里，诗歌里，小说里无不充斥着我对死亡的恐惧和向往的幻象，也许正因为这长久的情宣，使我对死亡不再到悍的冲击力，但它也足够打垮我的意志使我变得更加消极——不知可不可以把它叫慢自杀——但它事实上也并不比我想要活下去的愿望更烈。没有迹象表明她有没有一对死亡的那情宣的途径，她没有朋友（我也没有）可以情，不知她写不写日记，也许她突然就想到了死，并突然就付诸实际，本没给自己多少思考的时间，如果让她再选一次的话，我想她是应该会选择活下去的，都撑到30岁了，又何必不再撑几年。

我们在这个社会活着已经够不幸的了，然而，我们还穷得一无是，我思索杨元元的不幸，就像思索我自己的不幸一样，她的这些不幸，无疑在逐渐地叠加到我上。这些不幸逐渐形成我模糊的前景，而更为不幸的是，我和她拥有一样的姓氏，我也姓杨。这最后一无关要，只不过更加定了我站在杨元元一边的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