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反对陆平，是指一九六四年在社教运动中，北大一分教职员工和学生，在极左思想的影响下，认为当时的党委书记兼校长陆平同志有严重问题，执行了一条资本主义复辟的路线，是修正主义的路线。于是群起揭发，一时闹得满园风雨，乌烟瘴气。我的平奇低，也中了极左思想的毒，全心全意地参加到运动中来。越揭发越觉得可怕，认为北大已经完全烂掉了。我是以十分虔诚的心情来这些蠢事的，幻想这样来保卫所谓的革命路线。我是幼稚的，但是诚实的，确实没有存在着什么个人考虑，个人打算。专就个人来讲，我同陆平相关系颇为洽，他对我有恩而无怨。但是，我一时胡涂蒙了心，为了保卫社会主义的前途，我必须置个人恩怨于度外，起来反对他。这就是我当时的真实的思想。后来中央面召开了国际饭店会议，为陆平平反，号召全校大团结，对反对过陆平的人，连一毫也没有碰。我经过反思，承认了自己的错误，了自我批评。到了一九六五年的秋，我就到了京郊南村，参加农村的社教运动。

此时，全国革命大串联已经开始。反正坐火车不钱。于是全国各地的各类人，都打着“革命”的旗，到旅游。所有的车站上都是人山人海。只要有劲，再耍上一野蛮，就能从车窗里爬过人墙，爬车厢，走到愿意到的地方去。上面有人号召说，这就是革命，这就是燃火炬。结果全国一团混，到天翻地覆。有人说，这叫“了敌人”一派胡言语，骇人听闻。是自己起来了。如果真有敌人的话，他们只会弹冠相庆。我觉悟低，对于这一都信不疑。

过陆平的人。他们觉悟，现在来领导革命，也是顺理成章。我记得，红臂章的人似乎只限于第一人。臂章一，浑红透，脸上更是红光满面，走起路来，视阔步，威风凛凛，不可一世。为什么第二人不能红臂章，我不清楚。这是他们革命家内的事，与我无，我也就不再伤脑了。我奇怪的是，好像还没有人像当年的阿Q那样，别上徽章，冒充革命。由此也可见，这些革命家的觉悟有多么了。只有革命的弟有玄乎。虽然他们比别人更自命不凡，臂章一定要红绸来，别人只能带红布的；但是他们的地位却不够稳定。今天他们父母兄仍在当权，他们就能鹤立群，耀武扬威；明天这些人一倒台—当时倒台是非常容易的—，他们的弟立刻就成为“黑帮的狗崽”灰溜溜地靠边站了。

到了“文化大革命”正如我在上面已经谈过的那样，我经过了首次冲击，比较顺利地度过了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这个阶段。后来军宣队了校，东语系队伍重新组合。我曾经是反过陆平的人，理说也应该归“革命”队伍内；但是，据说我向陆平投降了，阶级立场不稳，必须排除在外。那几个在国际饭店持立场，决不承认自己有任何错误的人，此时成了真正的英雄。有的当了东语系革命委员会的，有的甚至晋升到校革命委员会中，当了领导。我对此并无意见。但是，我仍然关心自己的地位。一位同我比较要好的革命小将偷偷告诉我。他看到军宣队的内文件，我是被排在“临界线”上的人。什么叫“临界线”呢？意思就是，我被排在敌我矛盾与人民内矛盾中间那一条界线的人民这一边。再往前走一步，就堕敌我矛盾了。我心里又惊又喜。惊的是自己的境真是危险呀。喜的是，我现在就像是站在泰山上界那一条白线这一边，向前走上一寸，就堕万丈悬崖下的黑龙潭中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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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本来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发源地。到了此时，更成了革命圣地。每天通过大串联到燕园来朝圣的，比“文化大革命”初起时，更多了不知多少倍。来的这一批人据说是什么人的客人。不但来看，而且还要来住，来吃。北大人怎敢怠慢！各系都竭诚招待，分工负责一座住满了“客人”的楼。我自己既然被恩准呆在临界线的这一边，为了恩图报，表示自己的忠诚，更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