呀！

站在台上，还有另外一个作用。我能从远看到来我家押解我去批斗或审讯的红卫兵。我脾气急，什么事我都从来不晚到。对待批斗，我仍然如此。我希望批斗也能正开始。至于何时结束，那就不是我的事了。

站在台上，还有意想不到的发现。有一天，我在“锻炼”之余，猛然抬看到楼下小园内竹枝上坐着的麻雀。此时已是冬天，除了松柏翠竹外，万木枯黄，叶掉得光。几杆翠竹更显得苍翠滴。坐在竹杆上的几只小麻雀一动也不动。我的前一亮，立刻仿佛看到一幅宋画“寒雀图”之类。我大为吃惊，好像天老爷在显圣，送给我了一幅画，在苦难中得到喜悦。但是，我稍一定神，顿时想到，这是什么时候我还有这样的闲情逸致。我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思想真可谓顽固至极，说我“死不改悔”我还有什么办法不承认呢？

类似这样的奇思怪想，我还有一些。每一次红卫兵押着我沿着湖边走向外文楼或其他批斗场所时，我一想到自己面临的局面，就不寒而栗。我是多么想逃避呀！但是茫茫天地，我可是往哪里逃呢？现在走在湖边上，想到过去自己常在这里看到湖中枯木上王八晒盖。一听到人声，通常是行动迟缓的王八，此时却异常麻利，一，坠湖中，除了几圈纹以外，什么痕迹都没有了。我自己为什么不能变成一只王八呢？我看到脚下爬的蚂蚁，自己又想到，我自己为什么不能变成一只蚂蚁呢？只要往草丛里一钻，任何人都找不到了。我看到天空中飞的小鸟，自己又想到，我自己为什么不能变成一只小鸟呢？天任鸟飞，翅膀一展，立刻飞走，任何人都捉不到了。总之，是嫌自己躯太大。堂堂五尺之躯，过去也曾骄傲过，到了现在，它却成了累赘，丢之而后快了。

这一些幻想毫无用，自己知。有用的办法有没有呢？有的，那就是逃跑。我确实认真考虑过这一件事。关键是逃到什么地方去。逃到自己的家乡，这是最蠢的办法。听说有一些人这样了。新北大公社认为这是犯了王法，大逆不，派人到他的家乡，把他揪了回来，批斗得加倍地野蛮残酷。这一条路决不能走。那么逃到哪里去呢？我曾考虑过很多地方，别人也给我过很多，或到朋友那里，或到亲戚那里。我确曾认真搜集过全国粮票，以免门挨饿。最后，考虑来，考虑去，认为那些都只是幻想，有很大的危险，还是留在北大吧。这是一条最切实可走的路，然而也是最不舒服，最难忍受的路，天天时时提心吊胆，等候红卫兵来抓，押到什么地方去批斗。其中滋味，实不足为外人也。

然而，忽然有一天，东语系公社的领导派人来下达命令：每天去劳动。这才叫“劳动改造”简称“劳改”没有劳动怎么能改造呢？这改变了我天天在家等的窘境，心中暂时略有喜意。

从今以后，我就同我在上面谈到的首先被批斗的老教授一起，天天去劳动。仅在一年多以前十年浩劫初起时，在外文楼批斗这一位老教授，我当时还滥竽人民之内，曾几何时，我们竟成了“同志”人世沧桑，风云变幻，往往有人意料者，可不警惕哉！

我们这一对难兄难弟，东语系的创办人，今天同为阶下囚。每天八到指定的地方去集合，在一个工人监督下去杂活。十二回家，下午两再去，晚上六回家。劳动的地方很多，工也有变换，有时候一天换一个地方。我们二人就像是一对能思考会说话的，在工人的鞭下，让什么什么，半句话也不敢说，不敢问。据我从旁观察，从那时起，北大工人就变成了白领阶级，又好像是押解犯人的牢禁，自己什么活都不，成了只动嘴不动手的“君”我颇有腹诽之意。然而，工人是领导一切的阶级，我自己只不过一个阶下囚，我吃了老虎心豹胆也不敢说三四了。据我看，专就北京大学而论，这一场所谓“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工人整知识分的运动。在旧社会，教授与工人地位悬殊，经济收差距也极大。有一些教授自命不凡，颇有些“教授架”对工人不够尊重。工人心中难免蕴藏着那么一怨气。在那时候他们也只能忍气吞声。解放以后，情况变了。到了十年浩劫，对某一些工人来说，机会终于来了。那一潜伏的怨气，在某一些人鼓励煽动下，一古脑儿爆发来了。在大饭厅批斗面而立时，许多响亮的耳光声，就来自某一些工人的掌与某一些教授的脸相接中。我这些话，有一些工人师傅可能不肯接受。但我们是唯主义者，要实事求是，事情是什么样，就应该说它是什么样。不接受也否认不了事实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