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我们终究已经不是孩。从生理年龄和文化年龄来说都是如此。我们的文化年龄和一个文明古国的历史相依相。称为文明古国，至少说明在我们国家文明和蒙昧、野蛮的战由来已久。战的双方倒下前最终都面对后代，因此我们上密藏着它们的无数遗嘱。我们是一场漫长战的遗留，我们一生下来就不是孩，真的。我们要推车，双手经络不畅；我们要爬山，两踉跄蹒跚。我们有权利在古战场的废墟上寻找和选择，却不能冒充一个天外来客般的无邪赤，伪造一什么也不必承担的轻松和活泼。

我们的故乡也许是一个曾经很成的地方，它的“大”不知碎于何时，碎得如此透彻，像轰然山崩，也像渐然家倾。为了不使后代看到这痕迹而伤心，连所有的碎片也被湖淹没了。区区如我，至多是一枚不知如何来到岸上的带有某文明光泽的碎片罢了。没有资格跻某个遗址等待挖掘，只求在某重温和反思中约略懂得自。已经碎了，不怕再碎，只求在与蒙昧和野蛮的搏斗中碎得于心无愧。无法躲藏于家乡的湖底，那就陈之于异乡的街市吧，即便被人踢来踢去，也能铿然有声。偶尔有哪个路人注意到这声音了，那就顺便让他看看一小片洁白和明亮。

剥除文明的最后结果，就是容忍邪恶，无视暴，文明被撕成了碎片，任人搓和踩踏。人类历史上一切由人类自己造成的悲剧，大半由此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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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有理，每一个理都说得通，但这些理的总和却是卑劣。这说明，社会上万事万各自的理由组合不成文明。文明是对琐碎实利的超越，是对各个自圆其说的角落的总协调，是对人类之所以成为人类的基元原则的普及，是对于日常迷顿状态的人们的提醒。然而，这超越、协调、普及、提醒都是的，非常容易被消解。以上这个事件证明，消解文明的日常理由往往要比建立文明的理由充分。这便决定，文明的传播是一个艰难困苦、甚至是忍辱负重的过程。

阿们推车，我想，要谢他们的老师，谢安徒生和诸多丽童话的构建者，也要谢他们的父母，这些父母自己有可能已成了不肯推车的大人，但他们心底还会埋藏着一个有关善的梦影，在教育孩时常常会于自的品行。熙熙攘攘的大街，人类拥挤的河，生命密集的走廊，一双双稚的小手推动着一群躲在钢板里的表情漠然的大人，这件事实在是一会让人思虑再三的象征造型。人类的童年和成年，竟是这样一个结构？文明的建造和失落，竟是如此快速？我们不能不惶恐，今天天喜地地推着车的孩，会不会过几年也成了不推车的一群？社会阅历和生活经验，难只会教会他们剥除文明？

那么，我们究竟是什么呢？

三

但是，文明的火会不会在漠然者的心重新燃？文明的前提会不会使他们悄然收起振振有词的各自理由？说来，我们的一切文化行为会不会在人们心中产生真正的积极反应？这正是我多年来最为苦恼的难题。去年在哈尔滨，诗人李琦给我讲了一个真实的故事。一群文化人游长白山，路遇一位外国少年背着帐篷准备到山上野营，这位已经很劳累的少年手上还挎着一个塑料袋，边爬山边拾捡着沿路的废纸、果、空罐。他腼腆地告诉那些文化人，从小在书本中就知了长白山，这是他梦中的山，当然要把它收拾净。他离开文化人独自继续爬山，捡垃圾去了，文化人上了大客车，但大家都长久地沉默着。过了很久，气氛纔重新放松起来，其中有一位随手把一块果丢向窗外，车上的其它人像被什么东西刺了一下，齐声喝：『你还是人吗？！”

四

最大的哲人也无力宣称，他可以从整上营造一文明。人们能的极致，也就是为社会和历史提供一些约定俗成的起码前提。这些前提，是人的公理、义的基石、文化的共识、理的门，也就是世俗社会所谓的常情常理。没有这一切，社会无以构成，人类无以自存，因此，所有良知未泯的文化人都应该来参与构建文明前提的事业。当然很吃力，就像那些孩，推不动还要推，推动那么多漠然者，推动那么大的一个钢壳，在闹市间缓缓前。是示范，也是自救，因为有那么多的理由诱使我们成为不推车的一群。推了，也就有了一个自我定位，即便今后背弃，也不会像别人那样轻易。

再找司机参加讨论，一位司机说，车好不容易发动之后要开一程纔能停下，看看那些推车人追不上也就不停了…

这个在长白山上踽踽独行的外国少年的影一直在我前晃动。我终于明白，一切有志于传播文明的人至多也就是这个孩，孤独地爬山，默默地拾捡，既没有表演意识也没有抱怨情绪，只是暂时地清理了一条路，净一座山。明天也许还会被脏，但今天还要拾捡。什么时候被几个有心人看到，引发起有关“你还是人吗”的人本主义的思考，这真是可以满足了。

——正是这番意思，使本书有了现在的标题。(一九九四年四月)

我在《乡关何》一文中作了这样的表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