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完这本书后，我又写了一本人生随笔，然后文化考察的又一个新阶段，即驱车数万公里逐一拜谒人类历史上一切发生过重大影响的文明。一路历尽危难，却从未退缩，因为我在陌生的异国荒原上找到了返现中华文明的方位，时时校正着国内考察时的各悟。我把《山居笔记》的续篇，写到了开罗的死城边、耶路撒冷的小巷、海湾和南亚沙尘覆盖的大炮下。在那里纔明白，即便走遍中国也很难真正了解中国，因此经常与同行的伙伴们叹：“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在此山中。”

更广阔的时空印证。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我注意到了海外汉学界。那么多平的专家学者早早地落到海外各有原因，他们毕竟避过了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有充裕的时间投研究，而研究的方法又引了国际学术标准，在科学、宏观上远超嘉学派的考据平。但在十年前，国内学术界要了解他们的研究成果十分艰难，甚至直到今天，虽有一些专著传到大陆，仍然不易见到那些以散篇形式发表于专业杂志间的各项研究。海内外研究成果积累得比较完整的是香港，于是我总是利用前去讲学的机会在那里贪婪补课。记得前不久一位曾经多次撰文批评《山居笔记》“伤”的先生直接给我来信，说又发现我的一论述在国内某大学编印的资料上找不到据。我回信谢他来信探讨之诚，并说明那项资料早已被海外学术界严密论证，详细数据存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库房，答应下次去时复印一份送给他。香港中文大学在山上，我当时为了钻研数据栖居一设备简单的集宿舍叫曙光楼，因此有了“山居”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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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回想起来，写作这本书的最大困难，不在立论之勇，不在跋涉之苦，也不在考证之烦，而在于要把涩嶙峋的思考萃炼得平易可，把玄奥细微的释放给更大的人群。这等于用手掌碾碎石块，用温焐化冰，字字句句都要耗费难言的艰辛，而艰辛的结果却是不能让人受到艰辛。

除台湾尔雅版的繁字版外，这本文汇版的简字版已印了三十五万册，我亲自从读者手里买得的盗版本有十二。经常看到有人在报刊上否认目前盗版的严重事实，批判反盗版是“炒作”我便特地编撰了《盗版二十六例》置之《霜冷长河》装本卷首，其中选印了《山居笔记》的不同盗版本封面八，使文化盗贼们无可抵赖。谁知这些年趁我远行历险，他们在国内闹成一团，无非是想用诽谤遮盖盗窃，连当年翻云覆雨的黑影也拉来了。对他们当然不能再用规劝的办法，因此把本书初版的代序撤去，其它地方也有一些相应的改动。正该取笑他们没有把手中的偷盗细看一番：文明和邪恶不可混淆，历史和法律不容侮，恰恰是本书的内容。（二○○一年十一月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