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各级官吏的衣服样式，各室不同的标准，所用仆从有人数的限制，丧礼、祭祀的使用都明文规定，把这些规定贯彻运用到万事万中去，就像尺寸寻丈这样，都是照规定的制度数量行的，那么这些是各级大小官吏负责的事情，不值得在君主面前陈述。所以对于君主而言，如果为本朝所确立的最原则都正确无误，任用的总领政事的宰相是德才兼备的仁人，那么君主自就能非常安逸，国家也治理的很好，功绩伟大，而且声明好，从大说可以成为王者，从小说，可以称霸诸侯。如果为本朝所确立的最原则不得当，所任用总领政事的宰相不是德才兼备的仁人。那么君主就会劳苦不堪，国家就会陷混，功业荒废，名声狼藉，国家就会危险。这实在是作君主的关键啊。因此，用人得当，就可以取得天下，用人不当，国家就危险。不能恰当任用一人，却说能恰当任用上千人、上百人，没有这说法。既然用人得当，那么，自己还会有什么劳苦呢？只要修正修正自己的衣服，轻轻松松就可安定天下。所以，商汤王任用伊尹，周文王任用姜牙，周武王任用召公，周成王任用周公旦。功绩稍差的就是秋五霸，齐桓公沉湎后，悬挂乐，一味追求游玩享乐，但在天下他并没有被认为是追求享乐的人，他多次会合诸侯，主持天下大事，使诸侯和他一致，成为五霸之首，这有什么别的原因吗，这是因为他懂得把政事给仲，这就是君主的重要守则啊。英明的君主很容易到这，从而使国家兴盛，自己也获得赫赫威名。舍弃这谁还能得到呢。所以古代的那些有杰功业的人，一定是遵循了这一；而丧失国家，并危及自的，一定是违反这一。所以孔说：“聪明人本来就懂得很多，主国家重要的事情又少，能不明察吗？愚蠢人的智慧本来就很少，又偏要去许多繁琐的事务，他怎么不惑呢？”说的就是这个理。

治理国家的人的等级名分已经确定，那么君主、宰相和臣下百官就要谨守自己所听到的，不追求自己所不该听到的事；谨慎地理自己所应该见到的事，不致力于理自己所不该见到的事。职权范围内所听到、见到的事，都要用统一的原则理，这样，即使在偏远的地方，也没有人敢不遵守职分，都会遵守国家制度，顺从君主，这就是国家安定的标志。

君主治理国家的原则，是理近的，不理远的，理明显的，不理暗的，理主要的，不理繁琐复杂的。如果治理好近的，那么远的就会得到治理；如果治理好明显的，那么暗的也会随之变化，如果理好主要的，那么烦杂的也会得到解决。这样，每天全面理天下大事，时间还绰绰有余，如果这样，那就是治理天下的最境界了。既理近的，又兼远的；既理明显的，又兼暗的；既理主要的，又兼繁琐的；这就是过分了，过分了和没有达到是一样的，就好比竖起笔直的木但要求它的影是弯曲的一样。不能理近的，却还要理远的；不能理明显的，却要理暗的；不能理主要的，却还要兼繁琐的；这是违背事理的，就好比是竖起的是弯曲的木但要求它的影是直的一样。所以，英明的君主善于抓住要领，而愚昧的君主喜什么都。君主善抓要领，那么各事情就能办的周详，君主喜什么都，那么各事情就会荒废。君主，选好一个宰相，公布一个统一的法令制度，明确一个主要原则，用此来统帅一切，察一切，并以此来考察它的成就。宰相，总各政事的理，以此来整顿朝廷上的大臣和各级官员的职分，衡量他们的功劳，论定他们的奖赏，到年终，捧着自己的成绩，呈报给君主。称职的就留用，不称职的就罢免。所以君主在寻求人才时是劳累的，但在使用的时候就安逸了。

君主治理国家，能得到百姓尽力效劳的，国家就富有，得到百姓为他效死力的，国家就盛，得到百姓的称颂的，自就荣耀。备了以上三个条件，天下人就会归顺他，失去了这三个条件，天下人就会背离他。天下仁都归顺他，就是王者，天下人都背离他就是灭亡。商王汤、周武王都遵循这个原则，奉行这理，兴办天下人都认为有利的事，除掉天下人共同的祸害，天下人都归顺了他们。所以，君主重视用德声望引导天下人，彰明礼义法度教导天下人，竭尽忠信护天下人，赏识贤人，重用能人，据能力使用他们，安排不同等级的职位，加官爵来重用他们，依靠天时，减轻负担来调剂他们，量力而任用他们从而使他们协调一致抚养百姓，如同养育婴儿一样。养育百姓特别宽厚，使用百姓极其合理，制定法令制度，是用来对待下层的老百姓的，所有不合理的东西，即便是孤独鳏寡的人，也务必不要施加在他们上。所以百姓尊重他们如同尊敬上天，喜他们如同自己的父母，为他献生命也心甘情愿，这没有其他原因，是由于君主的德异常显明，恩惠确实厚的缘故啊。

世就不是这样，在世引导百姓的是肮脏、散漫、欺凌、盗窃的行为，他们公开玩权术谋、反复无常的伎俩，用唱戏的、侏儒、妇女等私下的请求来扰朝政，让愚蠢的人去教导有智慧的人，让不肖的人居于贤人之上，百姓的生活极端困苦，使用百姓，就极其劳苦。因此百姓鄙视君主如同鄙视女巫，憎恶君主如同憎恶鬼，整天都在寻求机会抛弃君主、践踏君主，背离君主、驱逐君主。如果突然有外敌侵，君主还想百姓为他卖命，这是不可能的了，这治国的法毫无可取之。孔说：“看看我怎么对待别人，别人就会用怎样的态度来对待我。”说的就是这个理。